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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个人，他设计了咱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参加了秋收起义，还帮忙让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1930年当上了红军军长，1935年又做了红军军团的政委，那到了1955年，他会得到啥样的军衔呢？

照理说，怎么着也得混到个上将的级别吧？不过，奇怪的是，具备这些条件的那个人，在长征后就不再直接带兵打仗了，到了1955年，他居然连个军衔都没有，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

何长工这个人，用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挺贴切：一句是开始风光后来落魄，另一句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说起何长工的经历，不少人首先会想到“真遗憾”。他和好几位中央领导关系都特别铁，可以说是亲信中的亲信。

何长工，本名何坤，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之后去了法国留学。在那儿，他碰到了周恩来，两人成了好朋友。1924年，他回国后按照组织的安排回了湖南老家，负责搞农运。那时候，他有个很出名的搭档叫毛泽东，两人特别合得来，工作也做得非常棒。

“马日事变”后，军阀许克祥开始通缉他。为了他的安全，毛主席建议他先改个名字去外省暂时避一避。主席还提议说，不如就改名为“长工”，寓意着永远为人民做牛做马。他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便欣然同意了。

然后，他改用新名字“何长工”，前往武汉，加入了共产党真正掌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下的警卫团。

南昌起义一发生，警卫团就想赶去参与，可惜没赶上。不久后，中央来了新指示，让警卫团赶去湘赣边，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汇合，何长工也因此再次见到了老同事。到了江西省修水县，何长工动脑筋想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子！（要知道，南昌起义时用的还是国民党旗呢。）

因为那时候敌人势力还太大，起义没能成功。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那时候，队伍里有的干部不想去农村吃苦，但何长工看明白了形势，一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

自打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建立起来，毛主席就觉得眼前困难重重，心里头着急，想着赶紧跟南昌起义剩下的队伍取得联系，好早点儿汇合起来，让咱们的力量更大些。

那时候通讯很困难，根据地的条件也非常简单，要想跟外面联系上，只能派人去。主席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何长工。

1927年10月5号，何长工接到任务，从井冈山启程，一路上经过长沙、衡阳、韶关等好几个地方，最后在12月底顺利找到了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并汇合。

朱德一见到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太好了，我们到处奔波，还没找到个安稳的地方。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井冈山的消息，正打算去找你们呢，你能来，实在是太棒了！”

接着，朱老总把打算在湘南发动起义的事情告诉了何长工，盼着井冈山那边能帮忙。何长工二话不说，立马掉头往回赶，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朱部和毛部之间的信使，一直到1928年4月28日，两支队伍在宁冈砻市会合。

见面那天，两队人还不怎么认识，是何长工出面给大家做了介绍，很快就让大家变得亲近起来。

何长工因为贡献很大，所以他的职位后来一路上涨。当红4军主力离开，红5军留在井冈山时，彭德怀非常看重何长工，特意让他留下。到了1930年6月，何长工被任命为刚成立的红8军军长，归彭老总领导的红三军团管辖。

从前面的这些事情就能知道，何长工在早期那可是很有地位的，朱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都很看重他。而且啊，这还不是结束，遵义会议开过之后，毛主席又当上了大领导，紧接着就安排何长工去做了红九军团的政委。

要知道那时候，能做到军团级干部，那可就是顶尖的核心人物了，就像林总和聂帅，他们那时候也是军团级的。如果何长工一直顺利发展，最不济也能当个上将，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后来红军长征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开了。何长工，他本来是中央的人，却站到了张氏那边，主张往南走，甚至还帮张氏对付那些支持中央的干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何长工后来这样回答：“我跟着张国焘走了不少弯路，其中经历了不少坎坷和难关，但最重要的是，我自己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他并未详说背后的具体缘由，但结合他的经历，我们也能猜个大概。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这样，无非就是两个缘由：一来是何长工心里憋着气呢，因为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上，红九军团老是担任后卫、牵制敌人的角色。

后卫真不容易，一路上遇到的国民党军阀，他们不打头阵，也不拦腰截断，就专门挑着红军的尾巴打，只想把红军赶跑，别进他们的地盘。所以，红军后卫的战士们牺牲特别多。

牵制同样不容易，三次渡过赤水后，毛主席决定让红军主力继续往南，再过乌江，然后从贵州的西南边往云南走。那时候，红军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要想完成这个大胆的计划，就得有支队伍留下来假装是主力，吸引敌人的火力。红九军团就担当了这个迷惑敌人的角色。

1935年3月27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多次给红九军团发电报，让他们拖住吴奇伟和周浑元两个部队，好让主力部队能顺利行动。红九军团接到命令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把蒋介石给耍了，让他误以为这就是主力部队，结果他立刻派了大批军队来包围。

红九军团表现出众，帮助中央主力在3月29日到4月1日之间顺利南渡乌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按照计划，红九军团应该在4月2日一早赶到乌江边的沙土镇，然后过江与主力部队汇合。

不过因为敌人紧追不舍，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湿滑难行，红九军团到的时候已经是2号下午了，比计划的时间足足迟了六个小时。

另一边，等接应的陈赓左等右等都等不来人，干脆把浮桥都给拆了，带着队伍先走了。所以红九军团好不容易赶到的时候，却发现那里啥都没有了，心里头别提多失望了。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原本打算自己动手搭个桥，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他们只能先撤退，找个别的地方再过河。

这时候，红九军团完全成了孤军奋战，还好罗炳辉指挥得当，在打鼓新场成功地把追来的敌人7个团给打散了，这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接着，红九军团通过电台联系上了中央，但中央还是让他们继续当诱饵。

在毕节和宣威，红九军团闹得动静可不小，吸引了大批敌军。虽说他们没跟中央主力军在一起，但因为他们，主力军才能行动顺利，所以说红九军团可是立下了大功。

到了5月21号，红九军团终于在礼州和中央队伍汇合了。他们独自战斗了快两个月，每次都漂亮地完成了中央给的任务，一路上只要有机会就打击敌人，壮大红军队伍。在长征路上，中央曾让红7军团、红34师和红9军团这三支队伍执行过类似“牺牲小部分，保全大局”的任务。

前两仗打得非常惨烈，差不多全军都牺牲了，只有红九军团越战斗越勇猛，等到集合时的人数竟然比分开时还要多，这足以看出罗炳辉和何长工这两位领导的本事。不过话说回来，罗炳辉和何长工心里没点自己的打算，那也是不可能的。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碰头了。为了让两边能更好地配合，红一方面军把手下的军团都改成了军的编制，比如红九军团就变成了红32军，而这个军的政委还是何长工。

中央的领导把军委纵队、红1军、红3军，还有红四方面军里的红4军、红30军组合成了右路大军，而红一方面军原来的红5军、红32军则加入了红四方面军带头的左路大军。两队原本计划是分头向北行进，但没想到刚迈出步子没多久，张某人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就动起了“单干”的念头。

因为收到一封紧急电报，中央机关、军委纵队、红1军和红3军连忙往北赶路。事情来得太快，情况又很紧急，所以中央来不及告诉在左路军的红5军和红32军。

何长工对老是被当作疑兵使用心里本来就不太高兴，现在中央又自己走了，他的这种不满情绪更是涨到了极点。张氏后来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事儿：“一声不响地带着一、三军团北上，却没告诉他们一声，大家都非常生气。”

何长工之所以站队张氏，除了情感因素，还因为张氏势力大。以咱们现在的眼光看，北上无疑是条明路，但当时的人们可没这么想。

何长工觉得，中央红军现在只剩下一万多人了，往北走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而张氏那边有八万多人，兵多将广，实力很强，跟着他可能更有出路。因此，张氏稍微一逼迫，他就答应了。

只能说，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时间最终会证明谁是对的。1936年，何长工到了延安，他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和毛主席聊了整整两个下午，还自己动手写了份检讨。

主席没有怪罪他，但想到那种在紧要关头动摇的人，到了前线紧急时刻也难保不犯错，所以出于大局着想，何长工后来就没再上前线指挥，而是转身投入军事教育和军工器械领域，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人的一生难免会走弯路，只要能最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就好。何长工在80年代还做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个副国级的大官，这样的结果也挺好。